[作者简介]
王传利(1967—),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学科学术带头人。
王晨(1999—),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提供丰厚文化滋养,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一是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理论创新的思想材料,二是经由马克思主义重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融入习近平党建思想,三是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标识性概念、经典名句与典范叙事等话语表达资源,使习近平党建思想话语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资源,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关键词： 习近平党建思想;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功地走出一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2026年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这一论断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关联性。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学界已经展开了一些研究,主要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第二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的重要体现,传统民本尚德理念、修身为政思想、官箴文化资源等经过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滋养[2]。此外,也有研究从“两个结合”视角分析党建话语体系建构,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党建话语体系的理论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文化之根,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提供现实之源[3]。有学者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二者贯通中熔铸而成的知识形态”[4]。
现有研究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目前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习近平党建思想关系的研究,多停留于传统文化范畴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内容之间的简单对应分析,例如将民本思想对应人民立场、修身文化对应党性修养、廉政文化对应作风建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过程的机制研究仍显不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经过“两创”形成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党建概念、命题,缺少动态过程分析。应当指出的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并非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与机械延伸,有必要系统考察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机理,以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逻辑的认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理论创新的思想材料
恩格斯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5]。其提出的“思想材料”是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概念。对于习近平党建思想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是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理论创新的丰富的思想材料。
(一)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观念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忧党治党理念的思想材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知腐败现象给政权带来的严重危害,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隐患、从苗头性问题中把握趋势,才有了“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尽小者大,慎微者著”“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等名言。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对贪腐现象的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观念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剥削阶级的统治,那么,新时代以来,面对影响长期执政、长治久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对传统治理智慧的价值重塑与时代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等古代名言,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记住这些古训,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6]10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管党治党中始终注意“既‘禁于未然之前’,又‘禁于已然之后’”[7]。有人认为,领导的家风是上不了台面的家庭琐事,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应推动廉洁教育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中央八项规定从具体作风问题切入,看似着眼于会风文风、新闻报道、接待出行等小事小节,实则抓住了作风问题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不良生活习惯滑向违法违纪的演化链条;全面从严治党注重把纪律挺在前面,强调以纪律约束阻断党员干部由违纪滑向违法的风险通道,体现了从事后惩治向前端防控的转变;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注重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使日常监督成为发现问题、校正偏差、保护干部的重要机制。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防微杜渐式的管党治党逻辑,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前瞻性识别、全过程防控和系统性治理,“及时透过看似平稳的表象认识深层的隐患,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见微知著,抓早抓小”[8],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观念,涵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忧党治党理念。
(二)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观念是涵养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的问题导向理论品格的思想材料
中华文化历来具有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品质,强调学以致用,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学理必须落实于治理、价值必须见诸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和论断,并不是从抽象理论中推演出来的,而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生成、检验和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抓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不断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并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新。”[9]229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直面党的建设领域中多年未除的“四风”问题、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触目惊心的贪腐问题等顽瘴痼疾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深入全面从严治党。面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组织覆盖不足、党员管理松散、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新兴领域党建回应新挑战。面对网络空间、平台媒体和算法重塑思想观念传播方式、意识形态斗争方式,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通过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政治忠诚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面对腐败形态由显性权钱交易向数字支付、虚拟资产、影子公司、关联投资、平台交易等隐蔽化、技术化、链条化方式演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10]。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观念,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生成提供了思想材料,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始终面向新时代党的建设现实矛盾的问题导向,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三)整体贯通、协同会通的观念成为涵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整体性、体系化的思想材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整体效应,具有朴素辩证法的系统思维观念。先贤们有“物有本末”的观念,强调把握事物的根本、次序和整体关联;“观其会通”强调从事物相互关联和贯通处把握整体;“纲举目张”强调只有抓住根本性、统摄性环节,才能带动各方面协调展开。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善用系统观念,注重看到事物的整体性、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看到影响事物发展的各个要素和环节”[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观念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对的并不是单一领域、单一环节的局部问题,而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复杂系统性问题。正因如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强调一体推进“三不腐”,强调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强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将党内监督同各类监督贯通起来。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统领性结构、贯通性机制和协同性治理,把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各责任主体联结为整体运行的治理体系,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思想塑造与制度规范、权力监督与责任落实、惩治震慑与固本培元之间形成有机统一,从而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升为一个相互贯通、整体联动、动态优化的系统工程。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贯通、协同会通的思维观念,内在地参与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的系统建构。
(四)德法相济、依规成治的观念成为涵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思想材料
中华政治文明向来主张“隆礼重法”,并不把治理仅理解为道德感化,也不把治理寄托于严刑峻法,而是强调德与法、教化与规制、内在自觉与外在约束之间的相互支撑。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语境,这一思维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逻辑中被重新激活,表现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理想信念、初心使命、制度治党、纪律治党等理论范畴的强调和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理论是灵魂,制度建设是保障。我们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拧紧‘总开关’,又注重解决制度问题、上紧制度规矩发条。”[12]3新时代党的建设既注重建立健全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注重把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和政治原则转化为可遵循、可评价、可追责的具体制度,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耦合共生”,“着力推进思想建党的制度化、制度治党的思想化”[13]。同时,又通过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把党的建设要求落实到具体主体、具体层级和具体环节之中,为党的建设提供保障机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党建思想赋予传统文化中德法相济的治理智慧以新的时代内涵,将其转化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理论强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的管党治党理念。它既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深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又强调党的组织生活、权力运行、干部管理和责任落实必须进入规范化轨道,把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为一种刚柔并济、内外贯通、标本兼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形态。
(五)以史鉴今、察治知乱的观念成为涵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与现实宏阔视野的思想材料
中国传统治道文化善于从王朝兴替、治乱转化、政权盛衰中把握治理主体与治理秩序之间的内在关系,善于通过历史长周期揭示国家何以兴盛、何以衰败、何以由治入乱、何以转危为安的深层规律。这一传统文化观念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刻影响了其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问题的把握。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建设置于“党千秋伟业”“党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12]217的历史方位中加以审视,强调“‘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14]96。习近平党建思想所回应的不仅是局部性、阶段性的组织治理问题,而且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来的政治顽疾:执掌政权者如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有效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维持了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持社会安定,王朝生命周期将得以延续”[15],反之则走向覆灭。国家如此,政党亦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反思世界上那些有过光辉成绩却因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而垮台的政权和政党教训,要求“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16]561,要求全党“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常思己过,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12]217。正是在以史鉴今、察治知乱的传统文化的涵养下,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大党独有难题”“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要理论命题,大大超越了一般政党治理理论的深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马克思主义重释融入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治理智慧和价值理念进行系统辨析和理论重释,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封建性因素,提炼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精华,并赋予其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的全新内涵。经由这种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以人民主体立场改造传统民本思想
人民立场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规定党的性质宗旨、处理党群关系和检验管党治党成效的根本立场。传统民本思想所包含的重民、利民、顺民智慧,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但由于其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之中,重民往往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爱民利民则较多依赖明君贤臣的道德自觉,因而不能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更不可能将人民群众置于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传统民本思想来阐发党的建设相关命题,并非沿用古代民本思想的政治立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重新规定传统民本思想及其政治功能,用以阐释党的性质宗旨、群众路线、干部权力观和管党治党评价标准等理论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传统民本思想,使人民由统治对象转变为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深化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传统民本思想虽然重视察民情、听民意,却仍然把人民置于被了解、被统治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17]211,要求尊重人民表达的意愿、创造的经验、拥有的权利和发挥的作用,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察民、亲民之道由此被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组织基本原则和优良作风。
传统“顺民心”所讲的主要是统治者维系政治秩序的治国经验,而习近平总书记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古语来说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出这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17]212。由此,“为民”不再是掌权者维护统治的策略,而是被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传统民本思想在这一重释中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构成坚守党的性质宗旨、践行初心使命和保持政治本色的文化支撑。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一个重要观点。传统政治思想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具有贵民倾向,但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君主统治,并未赋予民众以历史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运用这句古语时,首先批评党员干部头脑中“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进而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力”[18]。这一解释不是对“贵民轻君”的简单沿用,而是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传统上取决于官员个人仁德的爱民要求,转化为党员干部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并具体生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反对腐败、反对特权思想、树立正确政绩观和保持清廉作风的重要理论。
是否能够增进人民利益是检验党的工作的尺度,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改造的又一方面。在传统思想中,“知政失者在草野”意指民众帮助当政者察知施政得失,习近平总书记则据此进一步提出,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7]213。习近平总书记在引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时,将其同反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联系起来,要求党员干部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17]338;引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时,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19]。这些论述,将传统民本思想转化为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规范权力运行,密切党群关系和防止党脱离群众的管党治党要求,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改造传统修身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正心诚意、反躬自省、慎独克己和清廉自守等修身功夫,肯定了传统文化中“修身治国平天下”蕴含的重视内在约束、以道德人格影响政治实践的合理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视为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进而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20]共产党人的修养不能停留于士大夫伦理,以儒家纲常和个人名节为标准,而应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想信念、人民立场、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
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改变了修身的主体身份和内容标准。传统士大夫修身所要塑造的是具有良好品行和从政操守的“君子”,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要锻造的则是境界脱俗、品德高尚、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又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9]91-92,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这就把传统道德人格提升为共产党人的政治人格,把传统道德的内涵转化为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道德内涵,“以永葆党性‘大德底色’,涵养为民‘公德底蕴’,恪守修身‘私德底线’高度凝练概括了新时代领导干部从政道德的三重核心意蕴”[21]。衡量党员干部修养与道德品质,不能仅看其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品行,而要看其能否站稳党和人民立场,是否“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9]92。修身由此从士大夫个人的成德工夫,转化为共产党员不断增强自身党性的行动。
习近平党建思想还重新阐释了修身的实现方式。传统修身主要依靠反省、慎独和自我克制,具有较强的主观个体性;习近平党建思想则把修养党性纳入理论武装、党性教育、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之中。共产党人提升自身修养则必须“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并要求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12]61-62。加强修养不再只是克制私欲、端正品行,而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与此同时,修养党性也不能局限于自我参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9]77党组织的教育管理是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条件: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员干部在经常性的锻炼中净化思想、锤炼党性;“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9]78,磨炼敢于担当、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以正反对照深化思想认识、涵养政治品格;进行党内集中性教育,靶向发力、破立并举,解决深层次问题;依托党校等教育阵地加强理论武装和党性教育,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既保留了自省、自律等内在工夫,又通过创新克服了传统修身文化的局限性。
(三)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观改造传统法度监察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较早形成了以法度约束官吏、以监察纠察权力的思想和制度,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制度在整饬吏治、惩治贪腐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权力的基本观点对中国传统法度和监察制度等文化历史资源进行改造,转化为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观首先回答权力属于谁、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据此明确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使用得对不对、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23]。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和监察制度的权力关系:法度不再以巩固封建统治为目标,监察也不再只是统治者整饬官僚的手段,而是为了保证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必须通过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实到权力运行体系之中。习近平党建思想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以法治吏、明法绳贪的传统,并运用现代法律思想和制度设计进行管党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24]151因此,制度建设不能只着眼于惩处违法违纪行为,还要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24]152。制度能否约束权力,还取决于其是否系统完备并得到严格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规制度建设“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要使各项制度“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把制度笼子“扎细扎密扎牢”[24]152-153。对于破坏制度的行为,则要“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24]155。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要解决有无制度规范的问题,还要解决制度是否严密、责任是否明确、执行是否刚性的问题,从而规避历史上法律制度因掌权者的身份、地位而失去法治效力的问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张以严密监督体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并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14]53。这就改变了中国古代监察体系主要依靠少数监察官员自上而下纠察百官的方法,使监督得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覆盖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并通过多种监督形式的贯通协调,减少权力运行中的监督空白。
由上可见,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吸收传统政治文化重法度、严吏治、重巡察、惩贪腐等有益智慧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制度重构。中国古代以制度约束官吏、以巡察发现问题、以惩戒整肃吏治等经验,被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并被赋予了新内涵。由此,这些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被重新激活,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体现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规律的新法律和制度形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话语表达资源
一种理论的民族特质,不仅体现于其对本国现实问题的回答,也体现于其赖以呈现的概念范畴、语言形式和叙事方式。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概念资源、经典语汇和表达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凝练为具有中国文化意蕴的话语。由此形成的话语形态既具有严密的理论规定性,又契合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思维习惯和审美心理,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辨识度。
(一)提供标识性概念资源,彰显党建话语的中国特质
标识性概念作为理论体系的基本单元,具备 “能以鲜明的独特性将其与同类事物清晰地区分开来的强识别性,蕴含着某些群体愿景的价值承载性,易被人理解、记住、认同和主动传播的共识性”[2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正在于它们既浓缩着中华文明认识社会、理解政治的独特经验,又深度嵌入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语言习惯。借助这些具有共同文化记忆的概念表达党建理论,能够使党建理论获得鲜明的民族形式,在保持思想深度的同时兼具较强的辨识度和接受度。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包含一系列具有典型中国思维和中国式表达特色的标识性概念,“集中地、鲜明地体现了思想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建构了思想体系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26]。这首先体现为用具备中国文化意蕴的凝练语汇概括党的建设规律和实践要求,使习近平党建思想保持深刻的政治内涵,呈现出中国人熟悉而易于体认的理论形态。例如,以“固本培元”“强基固本”“凝心铸魂”“正本清源”说明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对于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作用;以“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正气充盈”“山清水秀”表达清除歪风邪气、涵养政治生态的鲜明要求;以“猛药祛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刀刃向内”“去腐生肌”表达直面问题、清除沉疴积弊的政治勇气;以“修枝剪叶”“防微杜渐”“慎独慎初慎微慎友”等揭示从小事小节筑牢拒腐防变防线的内在要求,等等。
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具有极强的话语传播优势。这些概念往往具有较强的语义压缩力和意义联结力,兼具理论意涵、价值判断和实践要求,能够在一个简洁语词中统摄多重意义。例如,“正心明道”既强调筑牢思想根基,又包含价值选择与行动自觉;“政德”一词贯通政治立场、公共责任和个人操守;“初心”则将政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凝结于一体。这种概念表达增强了党建话语的概括力和记忆度,将多层次的政治关系凝练为具有稳定意义和广泛共识的理论符号。这些概念还增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内部各项理论命题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相互贯通的概念群。例如,政治上的“大德”、用权上的“规矩”、修养上的“心学”、作风上的“正气”、宗旨上的“初心”,分别从不同层面表述党的政治品格和治理要求,又共同指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目标。这就使党的建设理论形成内在一致、相互贯通的中国话语结构。
(二)提供经典名句与修辞资源,增强党建理论的阐释效能
标识性概念主要承担理论命名和意义凝练的功能,经典名句与传统修辞则更多发挥解释关系、揭示规律和强化论证的作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经常援引中华传统典籍中的格言警句,并运用比喻、对偶、类比等表达方式,这些经典名句成为理论论证、沟通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的重要话语形式。
经典名句通常具有完整而凝练的逻辑结构,能够以人们熟悉的生活经验揭示党建规律。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欲筑室者,先治其基”,把基层党组织比作党执政大厦的地基,以“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阐明基层组织建设在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27]260。这一表达使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获得清晰可感的说明,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全党全社会具有风向标作用,强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16]304,具体呈现了“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带动“绝大多数”的治理逻辑。传统格言所具有的警示意味,也有助于把党的建设要求转化为直观的行为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援引“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必须严格约束自身,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28]。监督者只有先把自身置于纪律和制度约束之下,其执纪才具有政治公信力。他还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27]3说明腐败问题对党的肌体和执政基础的严重危害,表明外部侵蚀往往以内部变质为前提条件,党必须及时发现并解决自身问题。又如,以“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和“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14]96阐释风险防范的重要性,通过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的对举,把长期执政与风险挑战之间的辩证关系集中呈现出来。
由此可见,经典名句与传统修辞的作用不仅限于增强党建话语的生动性,还能一方面借助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政治智慧,为受众理解抽象理论提供认知中介;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比喻、对举和警句等形式,把党建领域的复杂关系高度凝练、直观地呈现出来。
(三)提供传统典范叙事资源,强化党建话语的教育感召
中华传统文化素有以人物立范、以故事明理的教育传统,常通过特定人物在公私、义利、得失之间的选择,呈现应当遵循的价值准则。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有严密的理论阐释,也十分注重运用典范阐释党的建设重要理论,把党的建设要求置于具体人物、行为情境和价值选择之中,使党建话语由一般性的规范要求转化为可感知、可对照、可效法的教育内容。
典范叙事的突出特点,在于通过人物的具体选择把政治要求具象化。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元史》中记载的许衡守住内心的故事:某个炎炎夏日,许衡外出,看见行人纷纷到路边的一棵梨树下摘梨解渴,他却不去摘。有人问他,如今兵荒马乱的,这棵梨树已经没有主人了,你为什么不去摘梨吃呢?许衡回答说:“梨虽无主,我心有主。”他借此故事告诫党员干部:“对党员干部来说,只有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6]111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时,讲述东汉杨震拒绝王密夜间馈金的故事。面对“暮夜无知”的劝说,杨震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拒绝馈赠,并把清廉名声视为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由此指出,领导干部只有具备高度觉悟,才能在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9]267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习近平党建思想还通过传统人物的从政实践,阐明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责定位。在论述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时,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王安石、郑板桥、陶渊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曾经任职县令、知县的人物,并借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说明新时代县委书记的政治责任[9]153。他以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作为理解基层治理责任的历史参照,将县委书记的职责要求转化为可感知、可效法的从政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家风建设时,也经常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范,他既提及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又联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以及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共产党人的先进事迹,说明家庭伦理如何影响领导干部的权力观、亲情观和廉洁观,使家风建设获得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一套由利益诱惑、行为抉择和价值评价构成的完整叙事,使党员干部能够从故事情境中直观认识到守住廉洁自律底线的重要意义,成为说明政治觉悟和自我约束的生动载体。
与直接提出行为规范相比,典范叙事具有多重优势。首先,它把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行为,忠诚、清廉、为民、担当等政治要求,只有落实到特定情境中才能更好地显示其具体内涵。其次,它能够形成鲜明的价值对照,通过分别呈现不同选择的政治后果,使党员干部能够在比较中辨明是非。再次,它能够把理论认知进一步转化为情感认同。人物故事具有较强的情境感和感染力,能够使党员干部在理解理论要求的同时,产生见贤思齐、自警自省的内在触动。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与现在存在根本差异。习近平党建思想运用传统典范叙事,并不是以古代官德取代共产党人的党性标准,而是选择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为民情怀、廉洁操守和责任意识,将其置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之下加以阐释。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的过程,是一个古老文明在先进政党引领下实现自我更新,并融汇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理论创新的过程。这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并未割断自身同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将文化主体性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由此形成的习近平党建思想,表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完全能够结合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获得新形态。面向未来,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仍需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同时,持续激活中华文明中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资源,在“第二个结合”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党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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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传利,王晨.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机理[J/OL].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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